8月19日，司法部发了一条公告，认定欧盟在依据《外国补贴条例》（FSU）对京东进行调查时，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、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，构成不当域外管辖。
很多人可能觉得，这是政府和跨国公司的事，和普通人没什么关系。但我觉得这件事有必要认真看一下，因为它背后涉及的法律逻辑，和我们每个在全球化体系中生活的人都有联系。
简单说：欧盟在调查京东是否接受了”不公平补贴”的过程中，要求京东提交大量中国境内的商业数据。司法部认为，这些要求超出了调查必要范围，属于对中国境内主体施加的”不当要求”。
依据是2025年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》——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外国政府不当域外执法的法律。司法部这次认定，算是这部法律第一次在重大国际贸易争议中被正式激活。
首先，这标志着中国开始用法律工具反制外国的”长臂管辖”。
长期以来，美国和欧盟在反垄断、数据合规、出口管制等领域，对中国企业的跨境执法力度明显加强。企业层面往往只能被动应对，国家的法律工具箱里缺少针对性的回应手段。《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》的出台，正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。
其次，这件事的直接影响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广。
司法部在公告中说得很清楚：任何组织、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。这意味着，不仅京东可以拒绝配合欧盟的超范围数据要求，任何帮京东处理这些数据的第三方——比如中国的律师事务所、审计机构、云服务提供商——也受到了保护，不能被要求协助执行。
这种”连带保护”，在以往的单边制裁或调查案件中是不太明确的。
第三，公告发出的时间点很有意思。
欧盟对京东的FSU调查，本身是继对Shein、Temu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之后，针对中国企业的又一轮贸易审查。司法部的回应发生在这个时间节点上，信号很明确：中国不会对欧盟扩大化的数据索取坐视不管。
很多人会说：京东又不是我开的，它被打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
但如果我们把视野稍微拉大一点，就会发现类似的域外管辖争议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。你在中国用微信发的消息、你在中国公司存储的商业数据、你参与某个跨境项目的记录——都有可能在他国的某项调查中成为被索取的对象。
国家层面有了法律工具，至少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对这类要求时，不再是完全裸奔的状态。这对于涉及跨境业务的就业者、创业者，以及使用中国互联网服务的人来说，是一个底层的保障机制。
当然，这也意味着企业在合规方面要更加小心——既不能盲目配合外国调查机构的超范围要求，也要避免因为拒绝配合而引发额外的法律风险。
司法部这次认定，是《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》实施以来最具标志性的应用案例。它至少说明了两件事：
第一，中国已经建立了针对外国不当域外执法的法律应对体系，从”口头抗议”升级到了”法律行动”。第二，在全球化博弈加剧的背景下，跨境数据主权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，而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。
对普通人来说，关注这件事不是为了吃瓜，而是为了理解这个时代的规则正在发生什么变化。毕竟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——在数据跨境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，你我其实都在这个体系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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